槐花的脸“腾”地红了，低头继续画，笔尖却有些抖。蝴蝶飞走了，画纸上留下它的影子，旁边多了朵别在发间的野菊花，在风里轻轻摇曳。

        中午，他们坐在石头上吃干粮。傻柱从包里掏出个保温桶，“张奶奶给的，鸡蛋羹，还热着。”槐花挖了一勺，滑嫩的蛋羹混着香油味，在舌尖化开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傻柱叔，”她忽然说，“等画集再版，我想加张你的肖像，就画你举着斧头的样子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傻柱的脸瞬间红透，从耳根一直蔓延到脖子。“我……我有啥好画的，”他讷讷地说，“还是画三大爷的向日葵吧，比我好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槐花笑了，“就画你，”她凑近了些，声音轻得像风，“你举着斧头的时候，最像咱家的顶梁柱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傻柱的喉结动了动，没说话，只是往她碗里又添了勺蛋羹，把碗沿都堆出了小尖。

        入冬的时候，画集加印的三千本也卖空了。王编辑带来了稿费，厚厚的一沓，用红绳捆着。“槐花，”他笑着说，“出版社想跟你签长期约，以后每年出一本，就画咱农村的日子，咋样？”

        槐花看着那沓钱，忽然想起李婶老伴的话：“画里的火，跟俺家灶膛里的一个色。”她抬头，看见院里的人——傻柱在修窗户，三大爷在给向日葵杆捆扎，张奶奶在翻晒萝卜干，小宝和弟弟举着弹弓追麻雀——这些日子，不就是最好的素材吗？

        “好，”她点头，“我签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那天晚上，院里摆了桌酒。傻柱做的红烧肉，三大爷炒的葵花籽，张奶奶腌的萝卜干，许大茂从镇上买的酒，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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